鸦片战争后为何清朝国内鸦片更加盛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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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年,上海青浦,枪炮轰鸣不息,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黄味。凛冽寒风吹来,路旁尚未熄灭的战火左右摇曳,似乎还没摆脱方才太平军与华尔洋枪队恶斗的阴影。

  洋枪队首领华尔身中五枪,副司令福瑞斯特被活捉,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不得不狼狈而退。吃了亏的“洋大人”越想越觉得窝囊,气呼呼地去找李鸿章,要他给洋枪队一个交代。

  为安抚洋枪队,李鸿章吩咐手下,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把被俘的洋大人赎回来。最后,李鸿章向太平军交纳100万发弹药、数百枪械及10箱上好鸦片,这才换回福瑞斯特。

  勒索钱就罢了,怎么还要鸦片?难道太平军都成了瘾君子?常年战斗的太平军当然不可能都是瘾君子,他们之所以索要鸦片,是因为鸦片在当时可是硬通货。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量鸦片涌入中国,民间兴起“鸦片热”。不论商贾富豪还是升斗小民都抢购鸦片,这并非仅为口腹之欲,而是鸦片具有金融属性,能给人无限便捷的支付体验。

  鸦片到来前,在外奔波的商旅往往要带沉重的银箱,常因行李过于显眼而成为盗匪眼中的肥羊。现在他们只需带少许鸦片,就能轻轻松松地做买卖,降低了他们因露富而被劫的风险。于是,鸦片迅速得到人们的青睐,一些赴京赶考的人也用鸦片支付食宿费。

  清政府起先还试图禁绝鸦片,后来发现越禁越多,干脆躺平装死—与其大力禁烟,不如靠鸦片收税,也好补贴捉襟见肘的国库。于是清政府打着“以征代禁”的旗号,面向全国征收鸦片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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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清政府主要是在货物通关时收“鸦片厘金”,尝到甜头后干脆将鸦片销售合法化,还发展出洋药厘金、土药厘金、土药税、罂粟亩税等名目。于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27992万两银子中,有3302万两是洋土药税厘贡献的。

  高额税收诱惑下,清政府再也不愿禁烟。原先清政府虽也收鸦片税,但鸦片主要靠进口,大头都让洋人赚了。胃口变大的清政府灵机一动,干脆开放鸦片种植。

  鸦片自产自销后,效果立竿见影。19世纪70年代,鸦片进口量几乎维持在每年6万担以上,1879年更是高达8万余担。国产鸦片进入市场后,立刻凭低价的优势疯狂蚕食市场份额,短短数年间销量便增长10倍,直接导致进口鸦片数量锐减,以致留下“土药”打败“洋药”的传说。

  由于鸦片利润丰厚,川中百姓纷纷将耕地改种鸦片,到1906年,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6.4%。此后,鸦片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全川“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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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吸鸦片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四川,城市中吸鸦片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0%和20%,农村吸鸦片的男女比例则为15%和5%。川东一带的集市除了桐油,遍地都是鸦片。而放眼全国,人们在鸦片的祸害下瘦骨嶙峋,被讽刺为“东亚病夫”。

  疯狂的鸦片贸易,就这么一边侵占大量耕地,一边摧残人们的精神和肉体,甚至让人完全失去劳动力,以致催生出席卷天下的丁戊奇荒,也将晚清摧残得千疮百孔,让清朝在完全病态的环境中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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