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刚登基时,为什么要减兵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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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道唐穆宗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我们都知道,穆宗之父唐宪宗立志削平诸藩,在杜黄裳、裴度、李光颜、李愬等贤相良将的协助下接连讨定了数次藩镇叛乱,并于814年—819年间相继扫灭了南部的淮西镇、东部的淄青(平卢)镇,将其肢解分化,使其余各镇慑服,中央权威远达河朔三镇,实现了短暂的“元和中兴”。

  然而,宪宗自即位初年起即开始对藩镇用兵,至持续数年的淮西削藩战争开始后,及819年朝廷对淄青李师道发起的征讨,中央财政逐渐难以应付庞大的军费。与此同时,宪宗本人早已开始沉溺于享乐之中,他炼丹、修宫,渴望长生不死,最后于820年被宦官所弑。

  宪宗的猝然死去,留下了一个国库空虚、内部不稳的朝廷,一方面,前朝的弊政正阻碍着新朝的发展,而貌似臣服的河朔三镇其实也正蠢蠢欲动。如何解决这一尴尬局面,成为了新天子唐穆宗的当务之急。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穆宗在宰相萧俛、段文昌、崔植及杜元颖等人的支持下,开始了“休兵偃武”的“消兵”之策。

  在陈述“消兵”的详情之前,我们插入一段插曲:

  初,刘总归朝,籍其军中素难制者送归阙庭,(朱)克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颖素不知兵,心无远虑,谓两河无虞,不复祸乱矣,遂奏刘总所籍大将并勒还幽州,故克融为乱,复失河北矣。(《旧唐书·穆宗本纪》)

  刘总是唐宪宗时的卢龙节度使,掌领着唐帝国东北部的幽州卢龙镇,拥有防边的重任,其地理位置造就了卢龙镇相对独立于朝廷、河朔二镇(成德镇、魏博镇)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卢龙是对唐廷来说最为难啃,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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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回来,刘总在穆宗即位后,突然请求卸去本可以世袭的卢龙节度使之职,并为朝廷拟下了近乎“完美”的分化卢龙之策:

  分卢龙为三镇,分别授“宽简得众”的张弘靖(朝廷文臣)、“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的薛平(忠于朝廷的强藩军阀之子)、“(刘)总妻族之亲”的卢士玫(卢龙本土利益代表者)分别管辖。

  这三个人选,可谓是刘总煞费苦心的成果,足以使各方都相对满意,也使军心更易安稳。而为了更加彻底地执行这一策略,确保哗变不会发生,刘总还将麾下骁勇善战、难以控制的大将朱克融等人送至长安,请求朝廷对其加以奖赏任用,赚得卢龙军民的好感度。

  可惜的是,朝廷对于刘总的良策,基本未予施行。不但未将卢龙分为三道,反而只派朝廷代表张弘靖改任卢龙节度使,更糟糕的是:张弘靖的自大宽纵使其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朝廷大失军心。而对于在京的朱克融等,几乎是冷漠搁置,使得他们不但未得分毫奖赏,“兴冲冲来、忿穷穷去”。

  言归正传。与此同时,朝廷之中,皇帝、宰辅都认为“两河廓定,四鄙无虞”,宰相萧俛、段文昌顺水推舟,开始反复推销自己的“太平之策”:

  1、休兵偃武;

  2、暗中允许各镇士兵,每一百人,每年可以“逃死”离开。他们称此计为“消兵”。

  其实,“消兵”这一削减军队的举措,是时势必然,迟早都要进行的。但或许是时机不对,或许是执行者的草率(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最主要的),这个初衷合理的政策,反而使得逃散的士卒聚入山中为盗贼,威胁地方治安。

  更严重的是:卢龙张弘靖被士卒推翻,朱克融篡权,使得河朔诸镇再次陷入动荡。继而的连锁反应是成德、魏博的相继叛乱割据,朝廷自此“永失河北”。

  正是在河朔地区重燃战火之际,潜入山中为盗的士卒又给了唐廷一次沉重打击。他们被叛将朱克融、王廷凑(成德镇)等招揽至麾下,而对面的朝廷想要从各镇抽调军队,才发现“消兵”之策造成的兵力不足的恶果。为了扩充军队,朝廷开始征募一些“乌合之徒”,如此情况下,财政更加紧缩,而前方大将备受牵制,又不能发挥全力,致使屡遭失败。

  最后,朝廷只得承认河朔三镇的再次半独立状态。《旧唐书·萧俛传》对此总结道:“(朝廷)由是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此言虽不能面面俱到,但也是一针见血的确论了。

  书生误国,自古有之。可以套用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朝廷的几位太平书生,想的的确没错,但他们不懂得时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了一次或可避免的灾难再次发生,影响唐朝晚期政局颇深,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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