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商战,才不是谈个恋爱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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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累,熬夜巴巴追的《那年花开月正圆》,画风又跑偏了。眼看着周莹好不容易把吴家生意拉回正轨,正等着她商战百家,出任CEO,为吴家洗清冤屈,走上人生巅峰……

  结果编剧让周莹谈恋爱了,竞争对手爱她,衙门县令爱她,连出差跑个生意,外地人还要追到泾阳去爱她。

  这年头的电视剧,全是恋爱剧,医生律师翻译官全都谈恋爱去了。专业部分一笔带过,咻的一下就是权威专家了,咻再一下就精通2/3门语言了,咻咻两下就成全国首富了。连打着商战标签的《花开》也沦陷了啊!

  你们可是承担了中国2000年来好不容易萌芽的资本家重任,哪里是跳个舞谈个恋爱就能开厂卖货抢占市场的?

  真正的商战,可是要砸钱赔本,全身心关注市场动向,随时做好破产准备的。就拿晚清的商战来说,精彩程度比言情剧高了120级宫斗戏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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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战的概念,第一次由晚清的实业家郑观应提出,他的《醒世危言》在1893年出版。然而在这的20多年前,清政府高层内部的两位汉族大臣,李鸿章和左宗棠,就已经展开过多轮斗争了。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农业世界里,长期重农抑商的结果是,当鸦片战争打到家门口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连颗反击的子弹都造不出来。民间禁止设厂,开放通商口岸前,常年从事耕种手作的晚清吃瓜群众们,可能连工业是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生产应对外敌的船只和武器,官办企业诞生了。早期的官办企业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以生产军火器械轮船,打算在不久的未来筹建一支现代海军部队——北洋水师。为了与之对抗,他的对头左宗棠,于三年后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同时建立起一支南洋舰队——福建海军。教科书上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从这里开端。

  北洋舰队“致远”舰军官合影(图中双手交叉站立者为管带邓世昌,右侧穿英国军服者为洋员余锡尔)

  然而毕竟是为政治服务的官企,这样的企业斗争点不在商业,而是政治。在保守势力的打压下,为了使洋务运动顺利进行,在朝廷内斗了几十年的李鸿章、左宗棠还曾一度联手为其辩驳。可惜谁也没想到这些官办企业的成果,最终却全部被战争摧毁。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的19艘军舰全部被击沉,福建水师全军覆没。10年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重蹈了福建水师的覆辙,战舰和军队在甲午战争中无一幸免。

  2.

  官办的洋务企业破产,清政府又因为战争负债累累,再无力支付办厂资金,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几场战争后,当时的国内“实业救国”氛围浓厚,人们意识到国家只有富强之后,才有能力应对外辱。一些有想法的买办商人,萌芽的个体户等,有了开厂办实业的念头,却无奈在政府禁止办厂的传统下铩羽而归。

  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就是看到这样的趋势,采取了一种新的洋务实践模式——官督商办,就是由官方筹建监督办厂,面向社会集股集资,最后由商人领导运营。这样一来,企业不但能解决资金问题,也能充分发挥商人作用,同时有着政府背景,在税务、规则等环节也能收到不少便利。洋务运动由开办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花开》里赵白石和周莹合作的陕西机器织布局就是这种形式。

  中国近代史上,官督商办的首个实例就是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了打破洋人逐渐垄断的船运市场,李鸿章决定开办船务企业。他找来广东人唐廷枢,当时上海著名的买办商人,银行家,出任招商局总办。同时任命盛宣怀为官方代表,监督招商局运作。唐廷枢大刀阔斧地改革股制,明确规定股利和购股规则。以出资多少认股,股份最多的7位形成董事集团,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决策权,公司运营透明化,购买了股份的董事随时可以查账。

  1872年,中国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果不其然,很快就遭到英美两国在华船运企业的排挤。以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为首,外资船企大幅降价,维护其已有市场,最夸张的时候一度降价50%,比成本还低。

  666啊,一来就打出企业最爱用的价格战。不过中堂大人也不是吃素的,果断拨款50万两,大家耗着呗,你要价低,我比你更低。

  这样的状况持续1-2年后,双方都吃不消了。加上美国内战爆发,美资船企发现美国国内市场似乎比中国更有赚头。1876年,旗昌轮船公司带头退出了竞争,轮船招商局趁机以222万两白银收购了旗昌公司在华的全部资产。

  从此,轮船招商局的运营船只从11艘增加到29艘,能承载全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航运量。招商局生意慢慢走上正轨,仅开张三年就盈利1300余万两白银,政府和民间股东第一次尝到股票分红的甜头。1880年,轮船招商局的船只第一次到达美国旧金山,后来走出国门留学的少年儿童们,不知有多少坐上了中国人自己运输的轮船。

  3.

  类似的打压洋商桥段,在晚清生丝行业也发生过一次,始作俑者就是左宗棠集团里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由协办福州船政局开始,胡雪岩在左宗棠的势力庇护下,逐渐成为坐拥巨额资本的知名个体户。他一方面出钱支持左宗棠的政治主张,同时又在商业上受到左宗棠为其提供的便利和优惠。最著名的就是他的生丝垄断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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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想跟外商霸占的中国生丝出口共分一杯羹。积累一定资本后,他打起了垄断的主意,邀人一同集资买丝,于1881年起启动商战。最高的时候曾拿出2000万两,囤丝14000余包,超出整个沪丝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一时间丝价猛涨,囤积一年,上海的丝价竟高于伦敦。

  同时,左宗棠操控市场助胡一臂之力,他一边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的外商丝厂,一边通知茧产地增收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到1883年,上海的外商丝厂虽未被强行关闭,却因蚕茧供应受限制摇摇濒死。英国驻沪领事都曾哀叹,中国当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丝厂都将关闭。

  这场垄断商战,一开始胡雪岩赚得盆满钵满。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行为不但引起外商联合抵制,也成为其他华商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这其中就包括盛宣怀。

  胡雪岩是左宗棠旗下的商业集团代表,盛宣怀则是李鸿章的人。左李之争就不必说了,胡雪岩最终也是因为盛宣怀的插手而最终破产。

  盛宣怀瞄准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一边各地收购生丝低价出售给商人和银行买办,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一边威胁其资金链,通过李鸿章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支付官方还款。胡雪岩作为中间人,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向外商银行借了不少债款,然后由上海道台按时还款。

  盛宣怀控制道台还款时间,胡雪岩生丝又卖不出去,同时向外界放话胡雪岩资金紧缺。这就引发了挤兑风潮,外商集体向胡雪岩催债,最终导致其资金链崩断,企业破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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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战如果只是商战,按照市场规律兴盛衰败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官督商办的模式下,小动作往往能导致大危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种模式下的企业经营,产权问题不明确,一旦产生矛盾导致商业跟政治对立,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它也不是一帆风顺。以唐廷枢为代表的广东商帮希望朝廷退出企业,使其回归民有。但在李鸿章、盛宣怀为主的官方集团看来,这就是大逆不道,主次不分。

  故事的结局很容易想到,天真的商人们被清除出局,轮船招商局被盛宣怀全权控制。好不容易半成功的官督商办企业,最后又成了官办企业。加上后期政府、军阀对其的频繁征用,企业利润无以为继,轮船招商局在1926年宣布全面停航。

  刚刚兴起的资本家们可能怎么也想不通,几十年辛苦经营的企业,连洋人都斗得过,却没有斗过自己人。

  大概就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贝勒爷集团跟洋务企业斗争一样,周莹倾尽身家入股的陕西机器织布局,轻轻松松就被看不见的手取缔了。到头来还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连喊冤都不知道朝哪哭。

  只能说,做生意不易,面对竞争还能维持生意不易,能在深浅莫测的政治背景下做生意更不容易。从晚清开始的中国工商业崛起走到现在,企业家们在商战的同时,还要兼顾政治斗争,每一步都是无数实践的成功或失败检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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