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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考察游记之研究篇

发布者:人大考古 发布时间:2018-08-19 00:20:55 阅读量:

联通东西

——瑞士行之文物考察
 

付承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016级博士研究生)


  2018年7月5日—15日,根据瑞士日内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种子基金项目安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带领8名硕博研究生,连同已在当地的魏离雅老师一起,在瑞士开启了为期10天的考察活动。这10天的行程虽然短暂而紧凑,但却是一次集田野发掘、参观考察、学术交流于一体的文化互动。于我个人而言,这既可称之为是一次充实的文化之旅,亦可美其名曰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朝圣之旅。之所以冠以“朝圣”之谓,一是因为:我从小就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以及东征西讨的罗马帝国心驰神往。二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公元3—6世纪中国、中亚、西亚地区的金银器研究。在这其中,罗马文化元素是一股难以忽视的力量,对我来说不仅陌生,更令人好奇。而众所周知,瑞士作为罗马帝国时期的重要领土,保存了众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因此,在去瑞士之前,我的脑海中曾浮现出一个隐隐的疑问:“当时的瑞士是否也可能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一路参观下来,通过对一些文物的具体观察,我在自己原有判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

  在马蒂尼考古博物馆考察期间,有一件嵌宝石金戒指(图一)令我十分振奋,原因在于其基本形制与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所出金戒指、内蒙古呼和浩特毕克齐水磨沟墓葬所出金戒指几近一致。所不同的是,宝石戒面上刻画的人物形象略有差别。但这三件器物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一块儿陪同参观的当地考古学家François Wiblé(维宾博士)告诉我,这是公元1到2世纪的罗马风格作品。我马上回想起,在中国发现的这两件金戒指的年代在公元6世纪左右,而在同一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带有西方文化元素的器物,如鎏金银壶、金饰片等,其文化属性在中国考古学界多有争议。而马蒂尼考古博物馆馆藏的这件金戒指,似乎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类型的金戒指应该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这也为判断李贤墓及水磨沟墓葬的文化归属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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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嵌宝石金戒指


  另一个体现东西文化交流的例证出现在阿旺什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石碑上,碑额上的三角形框架之内刻有六瓣花与新月组合而成的图案,下方饰鱼鳞纹,中心有一近圆形图案,圆形轮廓内刻一六瓣花(图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六瓣花纹样在罗马西部、近东、中亚乃至中国等地都有发现。时代大致从公元前后一直流传至今。承日内瓦大学考古系L. E. Baumer(鲍莫尔)教授相告,该纹样应源自近东地区,与新月一道出现表明它可能指代星辰,也与罗马帝王密切相关。有趣的是,六瓣花纹样在后来的伊斯兰时代达到了一个发展高潮,伊斯兰工匠们似乎更愿意运用六瓣花的另一种变体,即将圆形轮廓内的六瓣花扩展为六个相互交错的圆形。这六个交互交错的圆形与中心处的圆形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七连环”(图三),。在伊斯兰文化中,中心处的圆形最先出现。它既代表了真主的独一性,同时也是万象之基。这个圆在其圆周范围内通过半径的摆动,可以在圆周上得到六段相等的圆弧,以这六段圆弧的端点为圆心分别作圆,就可以得到围绕着中心圆的六个相同的圆,进而无限扩展。这是《古兰经》中“真主曾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万物”思想的最佳体现。由于当时的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交往密切,所以这种纹样在辽代陶瓷中也多有出现。而阿旺什博物馆石碑上出现的六瓣花,毫无疑问是一个传播的重要节点。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在让人感叹信仰的力量同时,还能够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即事物的传播、流变可能具有深层次的原因。很多类似的图案通过传播得以形成,而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或多或少的变化,其背后反映的可能是思想、宗教、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碰撞、交融。而所谓“类似”,究竟更多地指代外观,抑或是具体含义等其他方面?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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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六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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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陶碗(科威特博物馆藏,公元8—9世纪晚期)


  在参观日内瓦近几年出土的罗马陶器时,我注意到有很多陶器上的纹饰都被徽章式框架所环绕(图四),这就是所谓的“徽章式纹样”,西方学界多用“medallion”一词加以表达。Marc AndréHaldimann(马克·安德烈·哈迪曼)博士告诉我,这种“徽章式纹样”源自罗马,在罗马玻璃器、金银器上都有诸多体现。据观察,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用分隔的手法来突显某一种或某几种主要纹饰。纹饰的种类既有动物也有人物。然而传播最为深远的应该还是半身人物像。这可能与瑞士出土的大量罗马钱币有一定的关系。罗马钱币的正面往往刻画面朝右侧,躯干呈正面或侧面的半身人物像(图五)。这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了伊朗、中亚乃至中国等地。其载体除钱币之外,还有金银器、陶瓷器、玻璃器、丝织品、建筑等等。而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徽章框架的具体样式,徽章内人物的面向、姿势、衣着等方面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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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罗马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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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罗马钱币(奥古斯塔﹒劳里卡考古博物馆藏)


  说到瑞士之行最令我感兴趣的一类文物,当属以戈尔工女妖为原型的诸多艺术品(图六)。在希腊神话中,戈尔工三女妖是人类始祖盖亚的外孙女,而盖亚曾被认为是最高神宙斯的妻子。故女妖们的身世甚为显贵。三姊妹的名字分别为斯忒诺(义为“强有力的”)、欧律阿勒(一种水生的百合花名)和美杜莎(原义“水母”,又指代“女皇”)。她们长有金质的翅膀和黄铜的手,丑陋及蛇发是其主要特征。任何人只要一见到戈尔工女妖们的脸,便会立即停止呼吸,当场变成石头。实际上,这种日后逐渐演变为带有辟邪性质的护身符主要体现在三姊妹之一的美杜莎上。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作品中,美杜莎的头像通常是长舌前伸、獠牙外露、蛇发覆头。这样的图像常饰于建筑物入口处的屏壁上,旨在辟邪化险。在神话故事中,美杜莎的头是被宙斯之子、英雄珀耳修斯割下来的,后又成为雅典娜的固定标志,即绘有戈尔工头像和蛇的盾牌或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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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  戈尔工女妖(巴塞尔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希腊神话形成之前,就已存在戈尔工头像。并且,在两河流域的亚述文明中,亦可见到与之极为相似的胡姆巴巴头像。而类似的戈尔工或美杜莎式图像,不但见于瑞士、希腊、意大利南部等地,还出现在了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葬中。其与中国的饕餮纹样,似也存在异曲同工之处。有趣的是,这种图像的传播具有极为广阔的时空范围,演变形式也有所不同。其中一种形式可能与一种带有印度文化特征、被称作“克尔提姆哈”的怪兽有关。克尔提姆哈,梵语的意思是“光荣的面容”。据传说中描述,这只狮头无颌怪兽,性情残暴,它受湿婆神之命,吃掉了自己。克尔提姆哈的一般形象是嘴大张,舌头低垂,其周围一般环绕着藤蔓和花草。往往被放在门楣之上作为门神,象征牺牲与保护。自中亚贵霜时代以来,克尔提姆哈的形象就经常出现在印度之外的诸多地区,如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遗址(图七)等等。它也常常作为守护神出现在印度教、耆那教和佛教的寺庙中。通过对图像之间的比较,能够看出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排除克尔提姆哈是由戈尔工头像发展而来的可能性。但这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很多问题仍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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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七  克尔提姆哈浮雕(片治肯特出土)


  此次文化考察得以圆满结束,承蒙日内瓦大学考古系鲍莫尔教授细心、周到、充实、丰富的安排,日内瓦大学孔子学院热情的接待,以及沿途众多令人尊敬的老师所给予的无微不至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帮助。每每回想至此,在感念于心的同时,我也更为这次联合种子基金项目所体现出的积极意义和广阔前景感到兴奋和期待。从文物的角度来看,中瑞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时空无法阻隔的。相信这种开创性的校际合作能够在未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书目:

[1]芮传明、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英)米兰达﹒布鲁斯﹒米特福德、菲利普﹒威尔金森著,周继岚译:《符号与象征》,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3](英)道尔德﹒萨顿著,贺俊杰、铁红玲译:《几何天才的杰作——伊斯兰图案设计》,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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